查看原文
其他

玩户外只是一种消遣吗?我们问了问 Patagonia 中国大陆区负责人

patagonia 2023-07-12

Editor's Note

《华尔街日报》的独特视角,给这次采访增加了深度。户外运动在中国,必将从有钱有闲阶级的洋气消遣,进化成像家电和新能源汽车那样引领全球的行业。Patagonia 的运动和环保理念,也会吸引一批有态度的年轻人投身其中。

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WSJ中文版 Author 这里是



2023 年的春日时节,整个二、三月份,曾维刚几乎就没在北京待着,跑遍全国南南北北多个冲浪点。作为 Patagonia 中国大陆区的负责人,他迫不及待地到达每一个户外运动的聚集地,是考察,用他自己话说这部分工作也是在“玩儿”,乐在其中。


曾维刚去了浙江舟山,也去广东,在深圳西冲、惠州惠东都有冲浪爱好者们热衷的点。他去了老牌的攀岩胜地广西阳朔,和当地的攀岩者交谈。还看到了新疆禾木一种新兴运动“风筝滑雪”——风筝冲浪和滑雪结合。如果说疫情限制中的三年,催化了户外行业猛然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,那么 2023 年也许就要回答,在中国,户外运动是否从小众真的奔向了大众?





这一圈考察结束,我们才终于在北京见到曾维刚,他穿着一件有些年份的 Patagonia 的蓝色 T 恤,脸上有长久日晒留下的痕迹。曾维刚是资深的户外爱好者,他从 2003 年进入户外行业,2006 年,他把 Patagonia 带到中国。彼时,中国的户外行业还不怎么有“户外”的概念。20 年来,曾维刚见证了中国户外行业的发展,他说,“去年我们有一半以上的营收来自专业服饰。”


Patagonia 北京店开在三里屯 SOHO。推开商区统一的银灰色门脸,红砖和木头搭建出一片简洁又带有温度的户外天地,抓绒衣、冲锋衣、太阳帽是一些万年不变的经典款式。我们在附近买了一杯咖啡。曾维刚让店员把美式装在自带的保温杯里。杯子上面写着,“Single use,Think twice。”这是 2020 年,Patagonia 和上海的几家独立咖啡馆联合推出的杯子。用自带杯已经成为了曾维刚的生活习惯。





从创立初始,环保一直是 Patagonia 的中心。创始人 Yvon Chouinard 最早是个铁匠,制造攀岩的岩钉起家。后来,他们停产伤害岩壁的岩钉、倡导 1% 地球税、用回收塑料瓶制作抓绒衣、提供旧衣回收和修补服务。


店里的一块小黑板上写着,“Earth is now our only shareholder(地球是我们唯一的股东)。”去年九月,83 岁的 Yvon 发布公开信,宣布“把公司捐给地球”。约 30 亿美元的 Patagonia 所有权将全部转让给一家信托和一家非营利组织,用于支持环保事业。


这是 Patagonia 又一次“出圈”。曾维刚不觉得惊讶,代理 Patagonia 以来。每隔几年都有一些事受到广泛的关注,比如在黑色星期五的时候反其道而行,让大家“少买点,多想想”比如在官网首页挂上“总统偷走了你的土地”,为了保护国家公园的土地状告特朗普。


“这些都不是什么公关炒作,只是 Patagonia 一直以来在做的事,保护我们玩的地方。”曾维刚强调 Patagonia 的理念,想尽量与热度保持距离。





曾维刚第一次接触户外运动,是在加拿大北部滑雪,后来他为了滑雪方便去硅谷工作,那里离冬奥场地 Heavenly Lake Tahoe(太浩湖)很近,他也在那时候接触到了 Patagonia。很长一段时间,Patagonia 甚至是很多硅谷程序员的工服。对此,曾维刚也不理解,而且“做户外的人,很多是程序员转行。”


曾维刚是第一波程序员,上世纪九十年代,他在加拿大一家初创公司做 IT 领头人,公司发展迅猛,要在纳斯达克上市。这听上去应该是个财务自由的故事,曾维刚盘算着身为初始员工,到时候能分到很多期权。不过上市前三周,他们赶上了史上第一次互联网泡沫,老板最后贱卖了公司。


曾维刚感到心灰意冷。他决定做点自己喜欢的事,比如回国滑雪,看看能不能在国内做户外生意。出国十几年,他对中国市场不大了解。彼时是 2003 年,国内只有一小部分爱好徒步、登山的“驴友”。也不存在国内的自主运动品牌,但有很多工厂给国外大牌代工。“那时候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是最大的户外用品基地,有一些代工厂把质检不合格的东西放到批发市场上卖。”曾维刚把那时候称为“户外 1.0”,代表蛮荒。


最早,曾维刚在北京开起一家集合店,尝试卖过滑雪装备、登山装备。生意都不好。后来他引进了一些国外品牌,这其中就包括 Patagonia。生意也一直不好。他尝试过在店里放成龙、周润发和施瓦辛格等明星身穿 Patagonia 的照片,想通过明星效应吸引消费者。他用了很多精力在接地气,去符合中国国情。“都没什么效果,做了很多无用功。”这些“无用功”是曾维刚创业十几年最大的遗憾,“如果能重做一遍,我会什么都不改,虽然这十几年生意都会很难,但是至少我们自己玩得开心。”


Patagonia 在中国生意一直不算好。曾维刚认为,2008 年奥运会后掀起了一股体育热,带火了耐克、阿迪等大众体育品牌,但“这只是一个小波浪”。对于 Patagonia 这样的小众户外品牌来说,生存空间还是不大。


真正的起色在 2018 年之后,特别是疫情这三年,户外行业迎来了爆发性的增长。封锁的国门带动了国内户外聚集地的开发,冲浪、滑雪、攀岩等运动在国内快速发展,有了核心的在地社群。同时,压抑的社会氛围下,露营、飞盘等休闲运动也在城市流行开来,成为大家接触户外的一个入口。入行二十年后,中国的户外行业,达到了曾维刚一开始所期待的状态。



以下是《WSJ.》与曾维刚的对谈:



《WSJ.》:户外运动一定是中产的运动吗?


 曾维刚 户外运动并不一定是中产的专属运动。一些高消费户外活动,比如飞钓、滑雪等,可能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。但是许多户外活动,例如远足、露营、骑自行车、跑步等,只需要一些基本的装备和时间安排,就可以轻松参与。



《WSJ.》:那玩户外的人群增多会不会跟国内的中产阶层人群增多有关?


 曾维刚 :是原因之一。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,人们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和财力去参与户外活动。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,比如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,就使得很多专业度高,门槛高的户外运动平民化了。





《WSJ.》:中国的户外市场是怎么起来的?


 曾维刚 :最早是因为一场山难(2000 年的青海阿尼玛卿山难)。几个“驴友”就穿着毛衣、球鞋、牛仔裤去爬雪山。这是相当无知的,也是血的教训。因为这次山难,国内就有很小一部分人关注到了户外。



《WSJ.》:2003 年那会儿你为什么想回中国滑雪,加拿大的雪不是更好滑吗?


 曾维刚 :那时候有点看破红尘,说白了就是灰心。我当时 20 多岁,是负责产品的研发总监,团队有 30 个人。我干活很拼命,天天扎在机房里,那时候甚至没有台式机,是最老式的服务器,主机像是大衣柜加几排抽屉。有一段时间,我连续 14 天没见过太阳。


2000 年互联网泡沫两月后,老板贱卖了公司,买了辆保时捷,把我们扔下了。我那时候也不想上班了,拿着分到的一点钱就回国和几个朋友一起创业。



《WSJ.》:你们最开始卖什么?


 曾维刚 :最开始我们代理国外滑雪品牌,卖单板。但那时候国内没什么人玩单板滑雪。你看现在我们店隔壁就有一个单板店,生意不错。


做了一年、两年,我们一直在亏钱,就想着赶紧调整,不然就血本无归了。我们就什么赚钱卖什么,卖衣服、卖旅游用品、卖包。在创业初期,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过程,把一件很理想主义的事一步步落到现实。做商业首先还是要把商业做好。



《WSJ.》:你觉得之后的中国户外市场有什么变化?


 曾维刚 :2008 年奥运会之后有一个体育热,一些大众的体育品牌有了发展,滑板等城市运动也开始兴起。同时中国开始有人玩冲浪等户外运动,吸引到更多新人进入到户外领域。但这也只是一个小波浪。那时候大家主要还是出国玩,国内看不出什么动静来,冲浪的就去巴厘岛,滑雪就去加拿大,没有出现中国本土的户外聚集地。 



《WSJ.》:那时候你们的生意怎么样,Patagonia 进入中国以来有做一些适应本土的努力吗?


 曾维刚 :我们的生意一直不好,近几年才逐渐好起来。2000 年代那会儿我还会在门店放香港影星的照片,说服大家穿我们的东西多有面子,成龙、周润发都穿我们的衣服。


那时候我去香港的门店,他们就从来不会放照片,我一开还觉得奇怪,跑去问他们店长是有版权问题吗?他们就说觉得没必要放,我很不理解。现在想起来,他们那时候对 Patagonia 的理解比我们深刻多了。



《WSJ.》:你觉得现在顾客的想法和你刚开始创业那会儿有什么区别?


 曾维刚 :我觉得 70 后会有一些自卑感,我们小时候可能饿过肚子,跟人打交道的时候,他不自觉地会想你是不是看不起我。所以就会去买一些大牌把自己给包装起来。后来有一些变化,大家喜欢买质量好的东西,品牌承载的就是质量。


现在到了 95 后和 00 后的年代,质量好不好不需要品牌来承载了,上网一查就知道这个牌子和主理人怎样。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很自信,产品好不好,他自己可以来评判,不需要广告告诉他。所以现在品牌更多成为了文化载体,年轻人需要知道品牌的价值观,知道对于他们关心的一些事情,品牌怎么看。



《WSJ.》:很多人关注 Patagonia 是因为环保。


 曾维刚 :Yvon 在 70 年代讲环保的时候,美国人都觉得这个品牌是个疯子,但是他就做起来了。我们刚开店讲“环保”也没人在意,我们现在讲环保,年轻顾客就很能够接受,因为这也是他们关心的议题。


我觉得做环保,实际上是一个蛮“自私”的事。你要是冲浪,你肯定希望你的沙滩是干净的。我在惠东冲浪的时候,划着水手里就抓出一个水瓶。我们去跑山,看到一路上各种垃圾。这肯定玩不好。实际上环保就是保护我们玩的地方,这样我们才能长久地玩下去。

 




《WSJ.》:您怎么看待近几年兴起的露营热潮,虽然最近媒体在写很多营地倒闭了。


 曾维刚 :确实倒闭了很多。我一直都觉得露营不是真正的户外运动。大家周末就好像搬家一样,把自己客厅搬到一个公园草地上。把帐篷撑起来做烧烤,然后跟朋友一起玩手机。


真正的户外是到自然里边感受自己的渺小。上周我在在舟山冲浪的时候,很冷,我穿着湿衣下去,整个海里边就我一个人,感觉非常好。



《WSJ.》:那城市里兴起的飞盘、桨板等运动呢?


 曾维刚 :我觉得这是一个起点,也是一个发展过程。如果这个人喜欢玩桨板,在亮马河玩总有厌烦的时候,那他就会往运河上跑,向远处去探索。最后少数人就会把桨板变成他自己的生活中心,做教练或者做俱乐部。



《WSJ.》:现在年轻人中间流行“山系风”,很多人把户外服装当时装穿,Patagonia 会去适应这样的风潮吗?


 曾维刚 :不会。从设计来讲,我们就会跟时尚尽量保持一些距离,因为流行的东西的最大特点就是会过时,过时了之后大家就会把衣服扔掉,这跟我们的理念相悖。



《WSJ.》:我看到你们还有旧衣回收、旧衣修补业务。(不远处的修补小屋外挂着一排冲锋衣、抓绒衣等,也有冲浪湿衣这样的专业装备等着修补。)


 曾维刚 :过去十年我们一直在推进这个事。以前人们可能觉得补衣服没面子,或者衣服坏了就扔掉再买一件,但现在年轻人就很接受。3 月底我们刚在北京白河做过一场开营市集,有 Patagonia 的旧衣销售和置换,还有手工坊。


这其实是北京攀岩社群的一个开季活动,在每年四月的第一个周末,岩壁没那么冷了就可以开始攀岩了。这样的社群活动 Patagonia 会多参加,因为这是我们的户外社群。我们不会参加什么电影节、时装周之类的太大众的活动。


 



《WSJ.》:Patagonia 会跟当地的社群建立深入的连接。


 曾维刚 :现在是一个很好的建设社区的机会,因为疫情这几年其实破坏了一些社区的肌理。我去阳朔的时候,跟那些老攀岩者聊天,他们会觉得疫情这几年丢失了一些东西。阳朔是个世界级的攀岩圣地,石灰岩的质量是非常高的,全世界人都会来,这几年疫情的时候,很多国外的人都走了,留下来的人也变得自己爬自己的了,不再聚了。岩壁下面堆了很多垃圾,岩壁的维护也没人做了。


比如说万宁的冲浪社群,大家就很团结,各家冲浪店之间平常有竞争关系,但是做事情还是会一起,比如说要做一个冲浪节,大家都会来帮忙。比如我们去做净滩,每家店都会派人,大家一起投入到一些公共议题里面去,而不光是自己的那一点东西,今天我抓了几条浪,完成了什么动作。


像阳朔、万宁这样的地方,有些人已经在那住了十几年了,他们是把兴趣爱好放在中心,围绕着这个兴趣爱好来建设自己的工作和家庭。我的一个浪人朋友就跟我讲,冲浪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,就跟每天要吃饭要睡觉一样,所以他们会选择在海边生活。


其实一个地方要有好的运动社群,首先有这样的人待得住,再看大家能不能在里边做一些事情。如果大家都是一些游客,玩完还得回大城市上班去,这个运动永远就是个消遣,我不想我们的行业成为一个消遣。

 




《WSJ.》:你前两个月应该去了很多地方,说说你最新的观察?


 曾维刚 :我觉得有很多创新的机会。因为疫情这几年大家出不去,间接促成了一个中国户外的大发展。因为大家忽然发现有很多好地方,原来新疆的雪比日本的还好,属于北美科拉多或者阿尔卑斯那种世界级别的。发现冲浪也不一定要去巴厘岛,中国不仅万宁可以冲浪,深圳也有,福建也有,浙江也有,青岛也有,中国还有好多可以玩的东西。像西冲离深圳很近,如果浪好的话,他们早上可以先去冲个浪,然后再上班去,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。


我觉得中国,会有自己的运动出现。3 月份,我跟我经常一起滑雪的几个朋友在新疆,他们在赛里木湖,冬天冻上了,湖上也有风,他们就在湖上风筝滑雪。


其实户外运动的发源跟地理关系很大,比如攀登就在阿尔卑斯发源,冲浪就是夏威夷当地人的生活方式。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,有这么丰富的地理面貌,一定会有自己的运动出现。



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

文章有问题?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